山东对重大科技成果集中路演 促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基于此，当大学发生公共安全危机或校园秩序遭受威胁而又用尽一般自主管理权时，校长应有启动警力消除危险状态的权能，这也是教育实践的通常作法，自不待言。

正如学者所言，民意是否影响美国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理论问题，对于诸如持枪权案件、堕胎案件、同性婚案件和种族歧视案件，一方面，多数法官的保守倾向十分鲜明，另一反面人权保障的呼声不绝于主流媒体和舆论当中，坚持司法独立的美国法院也不得不在民意宣泄的漩涡中做出艰难的价值和道德判断。法律是一门经过长期研究和实践才能掌握的技艺，只有经过长时间学习和具有实践经验的人，才可以行使司法审判权。

故民意论者是将法官判决的正当性放在了一个更为广义的语境和情境中进行检测，认为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司法却不是最正确的防线，只有民意才能确保终极的公正和正确。其次，司法不能孤悬于民意之外，司法之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不能彼此抵牾甚至撕裂。（一）司法权威的法哲学基础如何使得司法保持其应有的权威并具持续形成前后一致的可预见性的判决？在一个代议制民主社会中，我们如何能够证明非选举产生的强有力的判决制作者具有正当性？宪政体制下，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出色的答案，即法律由人民的代议机关通过公意的凝结而制定，行政权只负责将人民的意志实施，而司法机关则是在遇有纠纷争议之时法律的适用者和阐释者。不过，一方面由于规范表达的"过度涵摄"而难免导致官方的监管无力,另一方面由于其没能尊重真实社会的具体诉求而使之沦为无人信仰的法律,以致最终导致陷入监管困局,这有力地说明立法表达必须尊重真实世界的社会实践。李瑜青、陈琦华. 回应型司法理念与司法实践. 载丁寿兴主编：《行政审判探索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相应地，司法制度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狭义而言，在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司法指的就是审判，在我国指审判和检察制度。[34] 当我们开始并进行着对司法权威本质性问题的追问后，我们自然会将司法与民意的关系放置在一个合法性权威来源的分析框架下，在此框架下，我们也就非常容易理解司法之殇其实也就是民意之殇，而民意之难其实也就是司法之殇。第三，在有关遗产占有制度（bonorum possessio）的D. 37, 1, 10中，保罗提到了法律咨询和法律错误的关系。

然而，恰恰是保罗的意见为后世的注释学派所采纳，又经自然法学派的加工才形成了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法谚。[35]总之，根据新的观点，《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所规定的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不适用于意思表示的错误，尤其不适用于契约。与此相反，法律效果错误的类型则符合现代意义的法律错误，因为法律在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之上附加的法律效果是法律秩序的体现，因而带有某种正确性，不能由当事人随意去除。正如前文中的保罗意见中所示，对家子的借贷是一种罪，但是25岁以下的贷款人可以例外地得到救济（Paulus, D.22,6,9 pro.）。

但情况并非如此：罗马法上，若有人因无知而作出清偿，可依该诉权请求返还。二、古罗马法学家的诸见解—判断标准的问题罗马法中，有关法律错误的记述主要收录在《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和《法典》第1卷第18章中。

确定的是，自由人基于第一个遗产信托的请求，不因这一点（不知道自己的请求权·笔者注）被剥夺。因为法律是能够且必须确定的（finitum ），而事实会骗过哪怕是最聪明的人。这里的自由民，就是帕比尼安所说的请求返还的人。[3]参见隋彭生：《合同法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页。

[5]参见胡吕银：《民事错误制度若干问题探讨》，载《扬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总而言之，罗马法中物的权属错误不被看作是法律错误。但是在这一时期内，关于法律错误的学说争议始终停留在观念论的层面，完全无视具体的案型。[14]如果删去这句，保罗引用拉贝奥的意图就明朗了，即法律的无知有害虽然是一般性的规定，但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有接触和理解法律的可能。

（王小云：此案所涉当事人协议是否为赠与合同—王凤霞、李站诉张云树经济补偿合同纠纷上诉案，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编：《北京民事审判疑难案件案例与问题解析》（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28页）。戏剧性的是，就在《德国民法典》施行的前一年，Rehbein提出，根据新的法典，法律错误（Rechtsirrthum）和事实错误应服从统一的标准（第119条），但法律效果的错误（Rechtsfolgeirrtum）则不适用第119条，理由是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不涉及内容，而且（表意人·笔者注）在法律效果上没有意思形成的自由。

这样解释才符合罗马法的决疑论特质，过度的抽象是徒劳的。上述情况很少被认可（quod raro accipiendum est）。

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庞大的罗马法学著述中居然没有权利能力、物权、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等在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概念，也不难理解创造出诉权actio、抗辩exceptio、禁令interdictum、原状恢复in integrumrestitutio等诸多救济方案的罗马法为何总也提炼不出权利的概念。至于法律错误为何原则上不救济，可能是因为保罗在评价上将法律错误等同于重过失的事实错误。在我国学界，刑法领域的法律错误虽未见诸任何现实判决却意外地获得广泛的关注，而在民法领域，尤其是意思表示领域，尽管司法实践中已出现了极富争议的判决，却未能吸引广大学者的眼球，相关案例如下：张某（被告）在外驾车忘记带驾照，遂托友人李某为其送驾照。即便匆匆一览，也大有助益。不过，该法谚早在19世纪末就丧失了支配地位。因此，仅仅是在《学说汇纂》中发现了诸如法律的无知有害，而事实的无知无害（Paulus,D. 22, 6, 9 pro.）之类的只言片语也未必能够得出罗马法在一切情况下都不救济法律错误的结论。

[33]但近年，Haupt的观点受到质疑。（六）小结上文的五类法律错误中，物的权属错误和非债清偿的案件不适用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而涉及法律强行性效果的错误，如刑责、时效取得、期间等则适用。

[50]这样，赠与的问题不得不在错误的框架下解决。尤里安在说条件是关于法律的还是关于事实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时，他所针对的仅仅是受赠人不知道自己有取得遗产的资格这种案件（D. 35, 1, 21）。

此时会发现尤里安和帕比尼安对法律错误的判断标准尽管措辞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情况下，妻子即使再婚，也可以主张遗赠财产上的权利，而且财产的信托不会被强制执行。

从整体上看，本案的法官为了解决《合同法》第186条的立法残留问题，给出了一个和本案的案型全然不相符的正当化理由。如果着重于前者，将补偿协议定性为赠与合同，本不会牵扯法律错误的问题。据此Haupt认为，《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适用于一切法域的错误—意思表示的错误（如契约的错误）和非意思表示的错误（如刑责的错误）。五、结语罗马法中，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主要适用于对刑责、时效取得和期间的错误，而不适用于物的权属错误和非债清偿的案件。

另外，只要不是违法行为，他们不会因对法律的无知而遭受不利。时效取得的案件中，法律错误不带来利益作为时效取得的限制手段只针对占有人，没有普遍意义。

参见碧海纯一等编：《法学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第48页。即便在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法谚形成之后，非债清偿型的案件也是最先被反思的。

综上，罗马法上虽然存在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但适用范围有限。彭波尼在说不知道他人的法律或事实关系和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两者殊异时，其重点并不在他人和自己上，只是针对遗赠的受赠人不知道自己有取得遗产的资格的案件，而且此时法律错误并不会给受赠人带来任何不利。

因为，就应救济的法律错误，尤里安所想的是继承人不知道自己有继承资格的案件（对自己的权利的错误），帕比尼安所想的是信托遗赠的受益人不知道自己有请求权的案件，两者都是对赋权规范的法律错误。保罗认为法律错误原则上不救济，只有25岁以下的人、女性和军人是例外。Papinianus, D. 31, 79：寡妇以遗产信托的方式从丈夫那里得到了一块土地，信托的内容是寡妇在死亡时将该土地留给丈夫的解放自由人，而寡妇临终时却将土地的果实留给了自己的解放自由人。（Ulpianus, D. 12, 6, 1,§1）也就是说，无论非债清偿起因于事实错误还是法律错误，只要不是明知，就不会影响不当得利之诉。

帕比尼安又补充说，如果保证的相对人不知道保证人的担保是受母亲的委托，那么保证人的基于元老院决议的抗辩会遭遇抗辩的恶意反抗辩。例如，同是帕比尼安的意见，D. 22, 6, 7使用的是法律的无知（iuris ignorantia）, D. 22, 6, 8使用的则是法律错误（iuris error）。

帝国法院的立场是，法律效果的错误虽然不是动机错误，却也不是内容错误，所以不适用第119条，驳回了Y的错误抗辩。[22]根据《永恒告示令》，法务官在颁布告示时只能依从于以往的告示精神，不得创设新的原则。

乌尔比安认为，继承人当然可以请求返还，即便保证金的交付是基于对法律的无知。如果将法律错误有害理解为罗马法的原则，那帕比尼安的意见无疑向这一结论投下了巨大的问号。